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和教育压力的增长，自杀成为威胁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文章以医务社工对一名服药自杀未遂青少年的个案服务为例，分析其个案服务过程，为医务社工介入自杀未遂青少年提供实践参考。在该个案服务中，医务社工对案主及其家庭进行情绪支持、需求评估后，采用优势视角建立案主的精神家园，并通过结构式家庭治疗调整其家庭互动方式，建立家庭契约，促进案主的全人康复。
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5—19岁的青少年中，自杀是女孩的第二大死因（仅次于妊娠），也是男孩的第三大死因（仅次于道路伤害和人际暴力）。有学者分析，青少年自杀行为主要有以下成因：一是个体的心理因素，包括人格特质、认知偏差、青春期内在冲突等；二是个体的生理因素，包括神经系统疾病、慢性疼痛、酒精和药物滥用等，患有精神疾病的青少年有较高的自杀率；三是家庭因素，包括家庭结构残缺、家庭关系不融洽、家庭教养方式不当等；四是学校因素，包括学业压力、教师素质、朋辈关系等；五是社会因素，包括社会文化、现代传媒的影响等。 青少年自杀未遂被送入医院后，存在再次实施自杀行为的风险，此时医务社工应及时行动，对青少年及其家属进行危机干预，通过情绪安抚、需求评估，有针对性地建构支持系统、进行生命教育等，避免次生伤害的发生。以下是医务社工对一名自杀未遂青少年的个案介入。 一、个案背景 案主小A，女，13岁，初中生，某晚吞服过量安眠药，被父母发现后送入医院抢救。儿童重症监护室（PICU）的医护人员将该个案转介到社工部。 二、接案与需求评估 案主入院次日，医生表示她已脱离危险，但存在次生伤害风险。医务社工首先初步评估了案主的自杀动机和社会支持状况，确认其院内自杀自伤风险较低。案主的父母同样处于应激状态，因此社工也对案主父母当下的情绪和认知进行评估和疏导。 （一）案主的再自杀风险、自杀预警信息 案主在PICU与医护人员及社工沟通时情绪稳定，依从性高。医生询问其吞安眠药时间、剂量以及家庭基本情况等问题时，其回答较为配合。当社工问及“对于昨晚的行为你有什么想法”时，案主回答“感觉挺傻的，也很后悔”，并承诺不再做伤害自己的事。 经了解，案主从2021年6月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就从奶奶和父亲处偷取安眠药，共攒了100多片安眠药。她从自杀意念形成到做出自杀行为累计1年2个月，属于计划性自杀。 美国学者卡拉法特（Kalafat）通过整合多项青少年自杀的警讯，将自杀的预警系统划分为情绪感受、行动或事件、改变以及预兆等四方面警讯。据案主父母回忆：案主近两周嗜睡；半个月前曾问母亲“吃多少安眠药会致死”；事发当晚，案主向母亲提出想去家附近的某条路再走走……以上情况表明，案主在吞安眠药之前曾多次发出自杀预警。 （二）案主父母的情绪、认知状态 由于疫情期间医院PICU取消家属探视，父母无法见到案主，医务社工及时联系案主父母会面。初见面时，案主母亲情绪激动，泪流不止，担心女儿当下的病情；父亲也询问女儿在医院的状况。社工及时给予情感支持，告知他们案主当前情绪稳定，治疗依从性高，有社工定期探访和医护人员24小时看护，并且经评估其再次自伤风险较低。 案主母亲言语中流露出愧疚和自责，认为自己因忙于工作对女儿疏于关心。父亲认为女儿吞安眠药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因为失眠而偷吃安眠药，但剂量过大”，二是“受网络死亡小说的不良影响”。他否认家庭互动和沟通模式对女儿自杀行为有直接影响。 三、理论基础 （一）结构式家庭治疗 结构式家庭治疗认为家庭问题深植于强有力而不可见的家庭结构，个人的症状必须在家庭的互动模式中才能充分理解，要消除症状必须改变家庭的组织和结构。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通过多元化、多层次介入家庭成员的交往过程，改变家庭的组织结构，从而改变成员在家庭中的定位。 医务社会工作干预中通常将患者作为关注的焦点，而结构式家庭治疗往往先探究家庭对问题的认识，认为个人的问题也是家庭互动过程中问题的反映，家庭功能发挥不良源于家庭结构不合理。因此，结构式家庭治疗把患者家人的互动模式作为治疗重心。 （二）优势视角 优势视角认为每个个人、群体、组织和社区都有其内在的能力，只要存在适当的条件，就可以建设性地发挥自身功能。优势视角的基本信念包括赋权、成员资格、抗逆力、治愈和整合、对话与合作等，其强调要发现、寻求、探索和利用案主的优势与资源，协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 四、计划与干预 （一）服务目标 总目标：确保案主生命安全，优化案主的家庭互动方式，重建案主正向生存动力的精神家园。 分目标：协助案主发现自身优势，增强自我概念，注入生存动力，防止自杀自伤事件再次发生；促进亲子沟通，让案主能够表达自己对于家庭、朋辈、人生规划、生活习惯的想法，帮助案主父亲正向倾听，优化家庭互动方式。 （二）服务策略与实施过程 1.第一阶段：家庭互动模式评估 社工接案后，第一时间与案主及其父母建立信任关系，给予心理支持。社工分别与案主及其父母会谈，综合多方信息评估其家庭互动模式。 经评估，案主父亲的家庭互动模式是指责型和超理智型。他对女儿的学习成绩和生活习惯要求严格，但对女儿的努力和成绩不予以正向反馈。父女之间是纠缠型的亲子关系，案主在家中的自我决定机会和独立空间较少，例如父亲曾撕掉案主喜欢的悬疑小说、没收其手机、监督其喝水、在其卧室装摄像头等。会谈中，父亲不断回避自身管教方式与女儿行为的关联性。 案主母亲的互动模式则是讨好型和打岔型，面对丈夫对女儿的严苛，会私下给女儿“自由空间”，从而得到女儿的信任，母女形成家庭次系统。会谈中，母亲表达了强烈的改变意愿。 会谈中，案主父母会互相打断对方讲话，父亲占主导地位，母亲为信息补充者。母亲认为父亲“智商高”，会讨好和顺从父亲，且在工作分析和决策上依赖父亲。父亲会否定母亲的职场能力。案主也表示父母常在饭桌上争论。 该阶段，经过会谈，案主父母达成共识，希望了解女儿内心的想法，愿意参与家庭治疗。 2.第二阶段：生命教育，发掘优势 对于自杀未遂青少年，医务社工要注重生命教育，引导青少年正确理解生命的价值，学习如何面对和迎接人生中的挫折和挑战，以实现有价值的人生。因此，在建立信任关系后，社工通过“甜”和“苦”的比喻引导案主叙事。 社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由酸甜苦辣构成，你认为你的生活中甜和苦的比例各占多少呢？” 案主：“各占一半吧。” 案主认为生活中的“甜”有手工编织被老师夸赞、几何证明完美的过程、看推理小说等。社工基于优势视角，引导她进一步讲述生活中的“甜”，帮助她探索和发现自身优点，并不断给予鼓励和肯定。 案主也讲述了生活中的“苦”：“现在爸爸不让我出门，说要学习，有疫情出门也不安全……我也没什么朋友，而且同学会背着我说坏话。”社工同理其感受，并适当自我暴露，总结道：“同学朋友之间的关系会变化，我们也不能强求。看得出你很善良、重情义。” 案主在“苦”的叙事中提及“爸爸”的频率很高，因此社工通过澄清技巧进一步评估了父女互动模式。 案主：“我有很多事情快完成时被爸爸阻止。比如我写小说快写完时被删了……上学期期末考试我的数学成绩全班第二，希望爸妈允许我看小说，但爸爸说‘看过千万本名著后，才知道什么是好的，你不具备辨别能力’……” 社工：“你说爸爸做这么多事情是恨你还是爱你？” 案主：（迟疑片刻）“是爱我吧？” 社工：“是不是看起来严苛的爸爸实际上非常爱你？他像捧着一块易碎的宝贝一样把你捧在手心里，把他认为特别好的精神和物质财富都给你，也生怕他自己或外界环境把这个宝贝给弄碎了。” 此外，在对案主进行充分心理支持的前提下，社工引导她分享对生命和死亡的理解。 案主：“死亡就是‘没有了’，是一种解脱。” 社工：“生活就是由酸甜苦辣以及更多的平淡构成。我们感到情绪低落，甚至想以死亡作为解脱，是因为我们对生活有期待而现实无法予以回应。” 案主对此表示认可，点头说“是”。 社工：“你吃药前怕不怕？” 案主：“……也有过害怕和犹豫，听说服用过量安眠药会窒息而死，我也怕难受，但还是吃了……是苦压垮了我。” 社工：“是否可以理解为看小说、写小说是你逃避‘苦’的方式，但是被父亲发现后，这个宣泄‘苦’的通道被切断，你就更痛苦了？” 案主使劲点头。社工同理并澄清案主的感受，继而询问她对未来的希望。 案主：“我的梦想是做法医，但爸爸不同意……我认为这很酷，可以为死去的人讨回公道。” 社工：“很多人不敢做法医，你愿意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做这份职业，说明你很勇敢且有正义感。” 在该阶段，社工从优势视角出发，通过引导案主讲述生命中的“甜”和“梦想”，帮助她找到生命的希望；通过倾听她的“苦”，给予心理支持，进一步明确其需求，评估其家庭互动模式。最后，社工确认案主愿意参与家庭治疗，与她约定在出院当天进行家庭会谈。 3.第三阶段：家庭关系重塑 在家庭会谈前，社工分别与案主及其父母澄清了对彼此的期待。家庭会谈的重点环节如下。 （1）制定会谈契约。社工与案主及其父母约定，谈话中要保持耐心，不打断、不否定对方。会谈中，社工对案主父母表述不当的话语及时“翻译”，避免因父亲偏激的表达再次激化父女间的矛盾。 （2）相互倾听感受。社工一方面请案主父母表达对女儿行为的感受，另一方面请案主表达平时对父母言行的感受，让父母了解案主的真实想法和情绪，进一步理解其自杀动机。在社工的引导下，案主家庭约定了“举手权”，即日后当案主“举手”时，父母要安静下来认真听她说话。 （3）明确各自的期待。社工请案主表述对父母表现的期待，并请案主父母分别用三个词来概括对女儿的期待。案主父母表达期待的词包括健康、快乐、平安、诚实。社工通过引导案主父母表露对女儿的真情实感，让案主明白父母并非只在意她的学习成绩和生活习惯，而是出于对其美好的期待而为之，增强案主的家庭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 （4）制定未来规划和总结。因案主对法医感兴趣，通过家庭讨论，父母决定为案主准备一本法医教科书，让她提前了解做法医需要学习的知识和真正的工作状态。社工建议案主中考后到医院做志愿者，为病房的孩子们讲化学知识、做编织手工等，案主对此非常期待。最后社工总结，案主家庭成员之间是相互有爱的，并且都希望为了更好的未来而改变，让他们彼此更珍惜。 五、干预成效 医务社工运用观察法评估服务效果。案主对自我的认知从做出自杀行为转变为“我想做一名法医”，对未来生活和职业方向产生了希望。案主父亲的一部分非理性信念得到修正，不再认为学习成绩和生活好习惯是孩子的全部，认为需要给孩子更多自由空间，与孩子之间要有边界。案主母亲认真记录了女儿的期待和社工的建议，并且时刻提醒自己要学会倾听和正向沟通。经评估，通过医务社工的干预，案主的家庭互动关系得到优化，家庭内部支持系统有所改善。 六、专业反思 自杀未遂青少年有较高的再次自杀自伤风险，其家庭也处于心理危机中，需要医务社工及时介入。介入过程中，医务社工须明白解决问题要与医护人员、患者家属乃至学校通力合作。笔者根据本次个案服务，总结医务社工干预自杀未遂青少年的流程要点如下。 第一，与医护人员沟通。患儿入院后，医护人员会迅速进行生理检查和急救，医务社工接案后须提醒医护人员将患儿床位放在PICU的醒目处，确保有经验的医护人员进行24小时监护，避免患儿再次出现自杀自伤行为。此外，医务社工要请医护人员在患儿脱离生命危险且意识清醒后，立即通知社工来进行评估和干预。 第二，家属情绪疏导。家属担忧孩子的生命安全，且易陷于“管教不当”的自责中，急切地想知道孩子自杀行为的原因。在患儿抢救期间，医务社工要先与患儿家属建立信任关系，进行情绪疏导，待家属情绪缓和后再开展评估和干预。 第三，再自杀风险评估。当患儿脱离生命危险且神志清醒后，社工应与之建立信任关系，给予充分的心理支持。社工可通过观察其情绪、语言、行为来判断其再自杀风险，同时可选用合适的量表来评估其自杀意念。 第四，需求评估。一方面，社工可通过引导案主和家长叙述，多方评估案主的社会支持网络和自杀动机，并将对话中发现的案主自杀预警信息及时反馈给家长，提醒其采取防范策略；另一方面，社工要向案主家庭澄清社工介入的目标。 第五，建构精神家园。社工可通过优势视角和理性情绪疗法，发掘案主的优良品质和生命中的美好，调整其非理性信念，增强其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帮助其建立精神家园。 第六，家庭治疗。社工可通过需求评估，察觉家庭互动模式对案主自杀行为的影响。继而，可采用结构式家庭治疗，帮助案主家庭意识到家庭固有的互动模式对案主造成的伤害，并引导父母和孩子澄清对彼此的期待，明确家庭边界，制定家庭契约。最后，社工应给予案主家庭情感支持，增强其改变的决心。 七、总结
广州市黄埔社区学院，原是广州市萝岗社区学院，是由原萝岗区教育局与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共建的独立办学实体，这种体制的创新，得到全国社区教育专家和同僚的高度认可。社区学院成立于2006年12月，接受区教育局与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的双重领导。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始办于1993年的“广州岭南文化技术学校”，2001年5月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学院举办方为广州岭南教育集团有限公司，性质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学院创始人为贺惠山，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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